全州县大石江村，是一个只有数百人的山村，却出过“一知府、四大夫、五知县”，明清两代科举功名者数十人。村中总祠八房宗祠内悬挂着一副对联：“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。村人相传，这副对联是始迁祖潜江公留给后人的励志之语；而真正让这个村子文风鼎盛的，是另一句更朴素的遗训——“立塾传经，不徒富而在教”。
一、潜江公的两句话
大石江蒋氏先祖迁自科甲传芳的全州燕窝楼石冈村，素重耕读、崇尚科举。始迁祖潜江公极重视对后人的培养，给两个儿子立下遗训：“立塾传经，不徒富而在教”——办学堂、传经书，不要只想着发财，要把心思放在教育上。他督促两个儿子在当地办起私塾，置定学田，励志勉学。
“不徒富而在教”这六个字，说穿了旧时山村家族最要紧的一笔账：钱要花在哪里。修祠堂、置祀田、办私塾、设学田，四件事都不产生直接收益，却决定了一个家族三代之后的模样。
二、三代之后：科甲传芳
经过三代人的努力，成果出现了。潜江公第四代孙信福公颖悟过人，奋志诗书，明景泰四年入泮，天顺五年获府廪生。他考取功名后没有外出为官，而是遵循“立塾传经”的祖训，一门心思育人教子。此后村中文风鼎盛，信福公的四个儿子及孙辈共有二十二人获取科举功名。明代中后期，这个仅有数十人的山区小村便科甲传芳，俊才迭现，呈“一知府、四大夫、五知县”之显。
潜江公七世孙才猷公在济南清源为官，临终仍嘱咐其子不忘始迁祖“不徒富而在教”的祖训，要重视教育、在家乡立塾传经。后来村中相继办起真龙桥书馆、金钗塘书馆，清末民初又有文书房、武书房、蒋臻卿私塾、蒋永安私塾、金字岭书馆、蒋普安家塾、蒋卿安家塾、八房宗祠村塾等；村里还设学田，“以田租为勤学之资应试之费”。
一处细节最能说明这套制度的韧性：明末清初，村中先祖蒋锡周追随南明永历帝抗清，守节拒降，惨遭清军“五马分尸”。受此影响，自明末至清道光初年，村族处于低谷，科举出仕无望。但村人仍遵循祖训，潜心耕读，兴塾传经。到了清中后期，大石江蒋氏再度中兴，下大房与上满房后裔在这一时期有三十余人考取科举功名。
三、《桂联堂家训》
村中立有《桂联堂家训》，其文以“今人有为不善之事，幸其人之不见不闻”开篇，通篇讲的是“欺心”二字。核心段落大意如下：
有人做了不善之事，侥幸别人看不见、听不到，便安然自得、无所畏忌。殊不知人的耳目可以遮掩，心的神明却遮不住。凡我处事，心里以为可、以为是，别人虽不知道，心已知之；心里以为不可、以为非，别人虽不知道，心已知之。我心即神，神即祸福，心不可欺，神亦不可欺。
接着又说：为善事而未成，向神祷求暗中相助，虽未见效，说出来也无愧；为恶事而未成，也向神祷求相助，岂不是欺罔？比如想去偷盗而祷神，争讼无理而祷神，若神真的听信而侥幸成功，那是给自己招祸。
最后落到处世：凡人持身处世，只当以“恕”存心。见人有得意事，便当生欢喜心；见人有失意事，便当生怜悯心，这都是自己实实在在受用处。若忌人之成、乐人之败，与人事何干？只是白白坏了自己的心术。见人之得如己之得，见人之失如己之失，这样存心，天必佑之。
整篇家训，没有一条讲发财、讲做官，只讲“不可欺心”与“以恕存心”。前者是底线，后者是方法。
四、家训如何落到村巷里
大石江村的家训不是只写在谱上。村中建有六座宗祠，宗祠内立有“于国尽忠、于父母尽孝、为官清廉、行有节操”的祠规。民居的装饰也在重复同一套价值：廉道巷内有“清莲鳌头”壁塑，寓意居官清廉；有“恒规勤俭”门额，是房主为纪念祖父母留下“恒规以勤俭”“男儿当自强”的家风而取名；还有“诗书执礼”“培兰”“忠厚传家”“乐安吉第”等门额壁塑。
总祠月门上有“诗礼”“簪缨”“笃学”“出第”题壁，神龛两侧悬挂长联：“自安阳侯发派以来，代有英豪，无非积德培麟趾；迨潜江公分支之后，世多显达，乃是传善起凤毛。”这副对联把家族兴衰归因于“积德”与“传善”，而不是风水与运气。
村中还流传一桩旧事：廉道巷住着品范端庄、心慈泛爱、慷慨乐施的芳友公与王老孺人夫妇，曾接济贫苦人百余家，被乡人赞为有“窦燕山家风”。这类故事没有写进家训，却在村巷里代代相传，成为家训最生动的注脚。
五、一个山村的三条经验
第一，教育要提前投入。潜江公在村里还没出过一个秀才的时候，就立塾、置学田。教育的回报周期长达二三十年，只有把“不徒富而在教”当作家训，才等得起。
第二，制度要能穿越低谷。明末清初村族遭受重挫，科举无望，但学田还在、私塾还办、祖训还讲。等到时局转好，人才立刻接续上来。家训的真正作用，是在最不景气的时候让人不放弃。
第三，价值要看得见。门额、壁塑、对联、祠规，把“廉”“俭”“诗礼”“忠厚”写满了整个村子。孩子每天走过这些字，不需要专门开课，规矩已经进了眼睛。
六、学田与科举的经济账
大石江村能连续几代出人才，靠的是一笔算得清的经济账。村中设学田，“以田租为勤学之资应试之费”——学田的地租，一部分用于延请塾师的束脩，一部分用于子弟赴考的盘费。这两项开支，恰恰是贫寒家庭最难承担的部分。
旧时科举的成本极高：一套《四书五经》要几两银子，赴府城应试要路费与食宿，进京会试更要数月盘缠。一个农家子弟若无人资助，纵有天赋也走不到考场。学田制度的意义，就是把“天赋”与“家底”解绑：读书的机会按才学分配，而不按家产分配。
这套制度在大石江村运转了两百多年。明末清初村族遭受重挫、科举无望时，学田仍在、私塾仍办；等到时局转好，人才立刻接续。制度的价值，往往要在最不景气的时候才看得出来。
七、门额壁塑：写在墙上的家训
大石江村的家训，大量存在于建筑装饰中。廉道巷有“清莲鳌头”壁塑，以莲喻廉、以鳌头喻科举夺魁；有“恒规勤俭”门额，房主为纪念祖父母留下“恒规以勤俭”“男儿当自强”的家风而取名；另有“诗书执礼”“培兰”“忠厚传家”“乐安吉第”等门额壁塑。总祠月门上有“诗礼”“簪缨”“笃学”“出第”题壁。
这些字不是随便写的。门额是一个家庭对外宣示的“家训摘要”，壁塑是这个家庭对子孙的“图像提醒”。孩子每天从门下走过，抬头就是“忠厚传家”四个字；客人进门先看到门额，也就知道了这户人家的行事风格。家训在这里不是文本，而是环境。
八、一个山村家训的当代启示
大石江村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三句话：教育要提前投入，制度要能穿越低谷，价值要看得见。三句话里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第三句。许多家族修谱、建祠，把家训印在谱上、刻在碑上，却不曾把它写进村子的日常空间；族人一年只在祭祖时看一眼，看完就忘。
大石江村的做法相反：把家训拆成一个个门额、壁塑、对联、祠规，铺满整个村巷。人不必专门去读家训，家训自己会找人。这种“环境式传播”，比任何宣讲都更持久。
九、读谱小识：从“不徒富而在教”到学田制度
“不徒富而在教”六个字，是一句反常识的话。旧时山村人家，攒钱的第一用途通常是买田、建房、办婚丧；潜江公却要求后人把钱花在“立塾传经”上。这不是不食人间烟火，而是一种更长远的算计：田会分、房会旧、婚丧会办完，唯有读书带来的功名与教养，能改变一个家族在地方上的位置。
这套算计要真正运转，必须解决三个问题：钱从哪里来、师从哪里请、子弟读出来做什么。大石江村的答案是：设学田解决钱，办书馆、请塾师解决师，参加科举、出仕为官解决出路。三者齐备，教育才成了一个可持续的系统。
学田的具体运作，旧谱与祠规里有零星记载：田租收入分为“延师之资”与“应试之费”两项，前者用于支付塾师束脩与学舍修缮，后者用于资助子弟赴府、赴省、赴京的盘费。收支由祠堂公议，账目在祭祖时公布。这套办法看似简单，却解决了贫寒子弟求学最大的两个障碍——学费与路费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“普惠性”。学田资助的对象不是族中某一房的子弟，而是“有志读书而贫不能达者”。这句限定包含两个条件：有志、贫。前者排除无心向学的人，后者排除不需要资助的人。资源有限，标准就必须清楚，这是旧时宗族管理中最见功力的一环。
今天回看，这套制度留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抽象：任何一个想要“重视教育”的家族或村落，都要回答同样三个问题——钱从哪来、师从哪请、孩子读出来做什么。答不出这三个问题，“重视教育”就只是一句口号。
参考资料：桂林日报《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——大石江村的耕读家风文化》（蒋诚喜，2018 年 1 月 4 日）；大石江村八房宗祠、文冕宗祠、文宪宗祠祠规与门额壁塑资料。